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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资治通鉴》考《曹魏律》之特点
  发布时间:2017-09-06 09:37:49 打印 字号: | |

 

临汾铁路运输法院  张奇平

 

三国,魏国曹髦时,司马师专权。正元二年,即公元255年,镇东将军丘俭,都督扬州,与扬州刺史文钦,起兵讨司马师。兵败后,文钦投奔吴国,丘俭逃亡,被民所杀。魏国对丘俭的处理,《资治通鉴》有这样的记载。

夷丘俭三族。俭党七百余人系狱,侍御史杜友治之,惟诛首事者十余人,余皆奏免之。俭孙女适刘氏,当死,以孕系廷尉。司隶主簿程咸议曰:“女适人者,若已产育,则成他家之母,于防不足以惩奸乱之源,于情则伤孝子之恩。男不遇罪于他族,而女独婴戮于二门,非所以哀矜女弱,均法制之大分也,臣以为在室之女,可从父母之刑,既醮之妇,使从夫家之戮。”朝廷从之,仍著于律令。 

白话的意思是,诛杀丘俭的三族。丘俭的同党七百余人皆被逮捕入狱,由侍御史杜友处理,只诛杀首犯十余人,其余皆奏明朝廷而赦免其罪。丘俭的孙女嫁给了刘氏,应当处死,但因有身孕便关在廷尉狱中。司隶主簿程咸议论说:“已经出嫁的女子,如果已经生育了孩子,那就成了别人家的母亲,将她定罪,对于防止犯罪来说不足惩诫奸乱之源,对于情理来说则伤害了孝子之情。男子不受其他家族罪行的牵连,而女子却偏偏要受到父母家和丈夫家两个家族罪行的牵连,这不是同情怜悯弱女子的政策。这些问题都是法制的重要内容,我认为未出嫁的女子可以随同父母的罪行而治罪,而已经出嫁的妇女就要随同丈夫家的罪行而治罪。”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,并写入了法律条款。

从此记载传递的法律信息,考究《曹魏律》的特点:

1、《曹魏律》的三族的范围是父、子、孙为三族。“夷丘俭三族。”、“俭孙女适刘氏,当死,以孕系廷尉。”对“三族”的范围,有说是父母、兄弟、妻子是三族;还有的说,是以父亲、母亲、妻子为三族。亦有以父、子、孙为三族的说法。联系记载上下文“俭孙女适刘氏,当死”知,孙子辈的“俭孙女”因祖父丘俭的“夷丘俭三族”而受到刑罚当死,不管是“父母、兄弟、妻子是三族”还是“父亲、母亲、妻子为三族”的说法都不使“俭孙女”因律令“夷三族”而受罚当死,只有“父、子、孙为三族”的解释才能依律而刑。所以,《曹魏律》对“三族”范围的规定为“父、子、孙为三族”。又据《周礼·春官·小宗伯》:”掌三族之别,以辨亲疏。郑玄注:三族,谓父、子、孙。郑玄(公元127年-200年),字康成,北海高密(今山东省高密市)人,东汉末年儒家学者、经学大师。郑玄注释过汉代律令。《晋书·刑法志》记载,秦汉旧律诸儒章句十有余家,魏明帝曾下诏但用郑氏章句,不得采用余家。而《曹魏律》正是鉴于汉代律令繁杂,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律,作新律18篇,后人称为《魏律》或《曹魏律》。而魏明帝曹叡(公元227年-237年),而该记载的事件发生在公元255年高贵乡公曹髦时期,上下相距不到30年,可以肯定说,此时依据的正是魏明帝时制定的律令,即后世所称的《曹魏律》。所以说,《曹魏律》的三族的范围是父、子、孙,是准确的。

2、《曹魏律》着重处理首犯,对于从者经过“奏请”从轻处理。“俭党七百余人系狱,侍御史杜友治之,惟诛首事者十余人,余皆奏免之。”从此可看出,着重处理首犯,对于从者从轻处理,但必须经过“奏请”之程序由皇帝作出赦免的决定。

3、《曹魏律》对怀孕的妇女有特别的规定,“当死”时等待分娩后,只处死母亲,而与胎儿无关。“俭孙女适刘氏,当死,以孕系廷尉。”反译成白话为,丘俭的孙女嫁给了刘氏,应当处死,但因有身孕便关在廷尉狱中。从此知,对怀孕的妇女有特别的规定,即因为怀孕而没有被立即处死,而是被羁押在狱中,因为有对“胎儿”是另一生命的认识,笔者认为,等分娩后,只处死母亲,而与胎儿无关。这是司法对生命尊重的进步,亦使“新生胎儿”之无罪的人不受追究的朴素法律思想的体现。

4、《曹魏律》积极追求处罚上的平等,且上升到法制的高度去认识。司隶主簿程咸议曰:“女适人者,若已产育,则成他家之母,于防不足以惩奸乱之源,于情则伤孝子之恩。男不遇罪于他族,而女独婴戮于二门,非所以哀矜女弱,均法制之大分也,臣以为在室之女,可从父母之刑,既醮之妇,使从夫家之戮。”朝廷从之,仍著于律令。反译成白话为,司隶主簿程咸议论说:“已经出嫁的女子,如果已经生育了孩子,那就成了别人家的母亲,将她定罪,对于防止犯罪来说不足惩诫奸乱之源,对于情理来说则伤害了孝子之情。男子不受其他家族罪行的牵连,而女子却偏偏要受到父母家和丈夫家两个家族罪行的牵连,这不是同情怜悯弱女子的政策。这些问题都是法制的重要内容,我认为未出嫁的女子可以随同父母的罪行而治罪,而已经出嫁的妇女就要随同丈夫家的罪行而治罪。”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,并写入了法律条款。从此得知,(1)司隶主簿程咸作为该案的承办者,通过表达对案件的看法,从而影响了立法,并最终被“律令”所吸收。说明了《曹魏律》的立法之渠道包括用法者对法律的理解。进一步说明了《曹魏律》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的,符合法发展的一般规律。(2)“男不遇罪于他族,而女独婴戮于二门,非所以哀矜女弱,均法制之大分也”,说明了尽管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,《曹魏律》亦在追求处罚上的平等,且上升到法制的高度。(3)“在室之女,可从父母之刑,既醮之妇,使从夫家之戮”,说明妇女“未嫁”与“出嫁”从刑的不同,并自《曹魏律》开始为封建法律所吸收。这也从另一方面,强化了“嫁出的姑娘是别人家的人”的民间传统认识,并影响至今。

当然,《曹魏律》在中华法系发展中占有属于自身的应有地位,从《资治通鉴》探寻,只是管窥一斑之问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责任编辑:武文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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